雅加达中国人不可不去——“班芝兰” (Pancoran)和“罗戈莎丽”(lokasari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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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几何时,雅加达旧城区有两个热闹繁华、一等一的好去处:一个是商铺林立、菜馆和小食摊无数的购物中心“班芝兰” (Pancoran);另一个则是青楼红灯区、电影院及各种娱乐场所云集的休闲大本营——“罗戈莎丽”(lokasari)——华人又叫它“快乐世界”。

让我展开历史画卷,先带你去逛逛班芝兰

这是一条在印尼久负盛名的唐人街,距离雅加达老城厢荷兰时代的总督府不远,从那座科塔(Kota)老火车站出来,拐个弯,有条Pintu Besar大街,向前三四百米,靠右侧斜插进去有一路口,班芝兰唐人街就在里面。

一两百年以来,班芝兰一带始终是椰城中国人集中居住的地方,大约有十几万人,多属于中等富裕人家或一般工薪阶层。因为如此,这条唐人街的生活气息和市井味道也就格外浓厚。听老华侨们谈天,过去班芝兰的商铺包罗万象:大街东西两边乃是几十上百家的大小商店,各种杂物琳琅满目,要买什么应有尽有(现在也是这样,只不过时过境迁,变得比较杂乱,一些有特色的老建筑及店面已不复存在,少了往日醇厚的韵味)。

前两年我住在槟榔西亚的时候,每天中午去班芝兰一条小巷的客家饭馆吃饭,来回都要路过那间百年老店“德记”茶室。从路边小摊到中等规模的店铺,“德记”茶室已经传承了三代。一些老人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喝茶叙旧。每到周末休息日,也有年轻人过来感受一下怀旧气息。老板说,老人们喜欢传统的热茶和热咖啡,但是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,他们也准备了年轻人最爱的牛奶冰咖啡。

听说1960年代以前,班芝兰商铺招牌都是中文写的,老字号的店面比比皆是:卖西药的“中华药房”,卖中药的“大和堂”和“大安堂”;“新世界”、“茗香”、“一乐园”酒楼,此外还有“上海烫发店”(Shanghai Salon)、“中山照相馆” 以及几家华文书店。五六十年代,班芝兰还有一家“中华戏院”(Gloria),戏院小广场旁边是有名的“吉祥居”(Kitsiongkie)饮冰室,华人、印尼人都喜欢光顾,天天座无虚席。

“班芝兰作为雅加达的唐人街,我们无法要求她的外貌如美国纽约唐人街豪华,如伦敦唐人街艳美富贵,如新加坡唐人街现代化。但是,她像一栋‘活动的博物馆’,每个角落皆有‘古董’级的百年记录。”这是当地老华人田淑云对班芝兰的描述。

当年班芝兰热闹的夜市,如今只是白天热闹,夜市已不复存在。

如果是在国内,上述街景到处可见,所谓司空见惯,但是在这赤道南洋的异国他乡,唐人街班芝兰能有如此格局,也就值得一说。

事实上当年的班芝兰让老华侨们念念不忘的,主要在于它那中国式的市井风情——以《侨歌三部曲》驰名海外文坛的已故作家黄东平先生,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班芝兰有过这样的纪述:

“在这一区,你可以看到古老的“唐山”式的住宅,犹留存着黑漆大门。门扇门框上是翰林之类所书写的“龙舞”、“凤翔”等等对联,画樑上还绘着古代中国的故事:“献桃”、“封相”等等什么都有,只是年代久远,好些已经剥落;而屋前一经照洋式改建成店面之后,从外观上已看不出多少当年的遗迹了。这一带,几乎清一色是华人的店铺,从百货商店到中药铺齐全。至于这里的住户,有只穿纱衫、黑布挎、著拖鞋的胖“头家”,有喜欢穿洋式条纹睡衣的“侨生”,有缠过足的唐山老妈子,有穿校服的华侨学生。青壮年则大都只穿夏威夷衬衣、西装裤,跟南洋各地的华人没有多大差异。这儿,普通话是通行的,除了侨生界,一般华侨都多少能够听和讲。老年人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,就用家乡方言交谈;方言不同的,则只好讲印尼话了。可是在这儿,当地印尼人买卖论价,价目数字却都使用华语(闽南话),这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……”

“快乐世界”罗戈莎丽

接下来,我们再看一看雅加达当年的“快乐世界” ——罗戈莎丽是怎样的让人留恋忘返。

罗戈莎丽(lokasari)距班芝兰唐人街也不太远,步行顶多二十分钟。它位于孟加勿剎(ManggaBesar)大道旁边,后门开在“加利勿端”(Kali Beton)。几十年前,雅加达还不像现在,有钱人声色犬马一掷千金的场所已经太多。那时候,全印尼的华侨只要到了椰城,无论贫富贵贱,如果想去休闲娱乐、放松一下,孟加勿剎的“快乐世界”便是人人喜欢的好地方。

“快乐世界”,系早期赫赫有名的“咸鱼大王”、福建永春籍侨领陈兴砚投资创办的休闲及文体事业。

这里有一块很大的场地,前后有门,白天无须买票,游人可随意出入,早年,里面有个快乐舞厅,多间酒家和无数的小游乐摊点,后来又分别建了新都、华都、新光、华光等四家电影院,四五十年代,专放香港出品的国语片(现在全部电影院都已被拆迁荡然无存了,只有商场、酒吧、菜馆以及洋快餐麦当劳还比较兴旺)。

如今86岁高龄,还经常(有时几乎每天)在国际日报发表文章的陈正祥老先生回忆说:“快乐世界周边人脉缘极佳,左旁为薛碧玉医学博士(神经科)门诊所,对边是李全信医学博士与郭允廉医学博士(任过养生院院长);右旁是翁福林(南星影业公司、南星书店之业主)与陈兴砚伯之私宅。

说来人是缘分,笔者当年在巴中有幸与兴砚伯的一位公子同学,交情甚笃。他长年送我快乐世界之免费戏票,我若有闲暇就去看电影,特别周日与公共假日,整天看四场,晚间散场时也不离去,再看下场。纵使上半场看过,下半场再看同样影片,这样才够味。我这个电影迷,多次被老师们训诫,斥责道:“你最好在戏院上课就好,不必在校读书了。”

我的朋友纪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从中国移居印尼时,这些影院还在,他也经常光顾:“那时电影院已经有些破旧了,放映大厅也没有空调,只有老式的吊扇,转起来呼呼响,观众都坐在木扶手的藤椅上,感觉满有意思的。”

早些年,人们在此也可品尝到各种小吃,比如中国的炒面、炒米粉,牛肉丸、鱼丸、酿豆腐,以及印尼的KerakTelur、Martabak等等,价廉而物美。当然,既是“快乐世界”,周围也少不了寻欢卖笑的场所,每到夜晚,灯红酒绿、风月无边,外埠的华侨商人来椰城办货,舟车劳顿,风尘仆仆,总少不了找点空闲来此体验一把,慰籍自己旅途的辛苦。

当年“快乐世界”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,就是举办篮球比赛。

有关早期的篮球运动,归侨张茂荣先生对其少年时代的印象记忆犹新:“快乐世界”有一个露天篮球场,四周的看台是竹子搭成的,久不久要更新一次,因为竹子雨淋日晒几个月、半年后就会发脆腐烂。它虽然简陋,但名气大,因为雅加达华人凡举办大型活动,如:庆祝国庆文娱晚会、春节晚会等,以及全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城际篮球赛,年年都在那里进行。篮球赛的赛期较长,每有比赛,场场爆满。那时,全印尼各大中城市华人篮球界都会派队参赛,好比如今美国的NBA。

美国著名的黑人职业篮球队“哈林队”曾应邀来印度尼西亚,也在快乐世界篮球场表演他们的高超球技。最轰动的是当时香港大公报的“大公队”,和菲律宾华人的“绵艺队”,还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“天津队”。

“绵艺队”的长人(全队身高之最)是黄天锡,他曾是当时中华民国参加奥运会入场式的旗手;“天津队”的长人是“大米”米保荣,相当于后来的小巨人姚明之于上海队。他们和“雅选”、“印选”比赛,盛况空前!

当年无限风光的“快乐世界”后来改名为“罗戈莎丽”,如今已面目全非,变成了一个经营廉价商品的购物中心,也有很多这些年新”过番”的中国人在这里开饭馆,仍然是雅加达中国人不可不来的地方。

白燕唱片店的少女老板

大约在1952年前后,“快乐世界”新开了一间专卖华语唱片的店铺——“白燕唱片商”,在这个店里,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等地当红歌星灌制的各类唱片,应有尽有,品种齐全,中国大陆著名艺人三四十年代演唱的经典老歌,也都能在这里买到。

这家唱片店的掌柜,是一位17岁的少女,梳着齐耳短发,身材小巧玲珑,爱说爱笑,神气十足。小姑娘爽朗大方,什么时候都是朝气蓬勃的,使柜台内外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。因此小店一开张,便受到了众多顾客的喜爱,每天晚上来买唱片的人络绎不绝,生意好的不得了。

这个开唱片店的少女,就是我们撰写的主人公廖展远。

廖展远这时还在华中读书,怎么会来“快乐世界”做生意呢?

原来,有一个人借了她哥哥廖明远2万块钱,还不上了,这个人在快乐世界有一间店面,就把这店铺抵押给了哥哥。阿展听说了,就向哥哥借来开了一个唱片店,因为在此之前,她家里已经开了一间“亚美收音机店”,专门批发兼零售各种国外进口的收音机和电唱机,就在父亲那间咖啡店的旁边,平时由哥哥打理,阿展每天上午也在店里帮忙。那年头卖这种货也是很抢手的,有时候上午进了200台,到了下午就卖完了,甚至比父亲掌管的那间老牌咖啡、罐头店还要赚钱。

看到这里,或许有人会问,阿展既要上学又要开店,如何有时间可以兼顾呢?中国的读者可能不知道,印尼的学校只上半天课,华中当时因为学生太多校舍不够用,又分上午班和下午班,廖展远上的是下午的课。而以夜生活著称的“快乐世界”每天夜晚才是最热闹的时候。所以,活泼好动,总想自己赚钱的高中生阿展就向爸爸借了几千盾,帮她在此开了一间白燕唱片商——傍晚放学之后,再来店里卖唱片。她一天的安排是这样的,上午在“亚美收音机店”看店,卖收音机和电唱机,下午去华中上课,夜幕降临吃罢晚饭,就赶到唱片店里做自己的生意。

开始一两年,阿展的唱片店只是从黄昏开到午夜,所卖的唱片也是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。后来,她不上学了,姐姐阿进也回中国了,她的店就变成全天营业,并逐渐扩大了规模。为了降低成本,组织更多的货源,年轻的廖展远去了新加坡,直接从那里的唱片公司订货进货,然后再销售批发到印尼各地。

印尼虽然华侨众多,但在这个人口大国占的比例却很低,再加上官方对外来的中华文化有所限制,抑或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,始终没有出现专门灌制华语歌曲的唱片公司。所以那时候,在印尼销售的各种华语唱片,大多来自附近的新加坡。1950年代,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尚属一体,为英国监管的海外殖民地之一,尽管是弹丸之地,人口也少,可是华人却占了70巴仙(70%)以上,因此它在独立之前一直通行的是中华文化,当地华侨不仅有自己的华文出版社,也有几家华语唱片公司,为本土华语歌星灌制唱片,更大量翻录中国上海的三四十年代的经典歌曲,并从香港、台湾进口歌曲音乐作品。

说起国语音乐对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的影响,让人不得不追溯到三十年代的旧上海,当时,百代等唱片公司纷纷在上海成立,最初仅是以制作戏剧唱片为主。但随着电影业的繁荣和日益增加的娱乐需求,周璇、姚莉、吴莺音、李香兰(山口淑子)、白光等早期国语流行歌手便应运而生。《四季歌》、《花好月圆》、《春天里》、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等歌曲一夜间使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,国语音乐也因此倍受世人瞩目。40年代末,随着国民党政府辗转南迁,这些在中国大陆大都市里萌芽茁壮的歌曲,也跟着由上海移向香港,再由香港迁徙至台湾;并因为电影的传播和文化语言的缘故,一直流行于新加坡、印尼等南洋各国,成为当地华人不可或缺的心灵的慰籍。

“那时候,我们卖的唱片是那种78转/分钟的粗纹胶木唱片,是用老式的留声机来放的,当年印尼很多华人家都有一台的,现在差不多都变成古董了。这种胶木唱片与现在的CD片相比呢?音质也蛮不错的,醇厚自然,有一种质朴的味道,更接近歌手原始的声音,很好听,叫人感到很亲切的。但是,它也比较脆,容易变形,怕灰、怕磨损,所以又有一点娇贵。”时隔多年,廖展远依然十分内行地告诉我们早期唱片的这些特点。

她还记得,50年代,雅加达的印尼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也经常播送中国民歌和儿歌,例如《绣荷包》、《刮地风》、《小河淌水》、《兰花花》、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、《牧羊姑娘》、《我愿做个好孩子》等等。“这些中国民歌的唱片,有很多也是我的店里提供的。”展姐不无自豪地说:“全印尼各个岛上的华人只要到雅加达来,没有人不去‘快乐世界’玩一下,他们都很喜欢看电影,当时的国语片至少都有一首好听的插曲,有的人看了电影情节会忘记,里面的歌曲却打动了他们,一出电影院,他们就会到我店里来要买这张唱片的,雅加达的唱片店,要数我的品种最齐全,他们要买的都会在我这里买的到,所以来‘快乐世界’游玩的主客差不多都认识我。”

一批后来成为印尼无人不晓的工商界巨子,当时也是白燕唱片商的常客。2012年以96岁高龄去世的印尼华人首富林绍良先生,1951年从中爪哇迁来椰城发展时,才30多岁,年富力强。林绍良很喜欢去快乐世界游玩,他也经常光顾白燕唱片店,每次来见到廖展远,都是乐呵呵地,用一口福清腔很浓的国语叫道:“白燕小姐,最近又有什么好听的唱片啊?帮忙我选几张。”

从1951年到1959年,廖展远在“快乐世界”的唱片店开了八九年。她在这里掘到了商海生涯的第一桶金,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,成长为精明干练的女老板。这期间,她也在此收获了青春岁月最值得回味的爱情果实,从少女变成了美丽的少妇。

2006年,当我有幸认识展姐的时候,这位昔日的少妇已经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。我为她写了一本传记《人生精彩到永远》,记录了许多风云往事,以后有空我再讲给大家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