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战中国空军航校里的印尼华侨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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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著名的黄埔军校,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历史中,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史事,那就是,在抗日战争时期,千百名爱国华侨子弟从世界各地纷纷回国参军,投考黄埔军校,为保卫自己的祖国,抗击日侵略者而不惜洒热血,甚至贡献出自己的生命。

特别当日本侵华战火愈燃愈烈,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面铺开,国家安危处于极其危急时刻的1940年期间,国内外同胞同仇敌忾,抗日情绪日益高涨,海外各地掀起了从军报国的热潮,许多华侨青年学子奋不顾身请缨回国杀敌,为报效祖国而从军。
自1940年上半年至1941年初,从印尼、越南、泰国、缅甸、菲律宾等南亚国家,总共招收了一千多华侨,分批回国入伍。入伍期满后,华侨入伍生团改为中央军校四分校华侨学生总队。后来为了保持黄埔军校传统延续下来的期别和番号,1941年又将华侨总队改称为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第十七期二十六总队,以迄至全部学生毕业。
根据《黄埔军校中的印尼华侨》一文中提到:
黄埔军校中的印尼华侨学生有多少?鉴于史料的缺乏难以统计。但从已公开的资料,至少有40余人。他们是彭嘉衡、朱云卿、林金珠、陈英杰、林川、刘庆仁、李德源、韦瑞陶、杨春闵、钟国良、何茂生、赖超群、田小横、朱淑夜、李心机、梁志坚、杨瑞山、王国良、蔡水安、魏凤章、梁英贤、朱诹铭、杨方石、陈为全、吴云从、黄德禧、饶耿华、黄富锦、陈劂勋、陈锡铨、俞艺顺、陈齐利、许铭鼎、黄伟正、黄兴祥、张国良、温登禄、林凯淼、梁月波、陈启明、陈正等。

1942年,华侨总队同学学成毕业,正值抗战中期,战争进行激烈之际,部队急需要干部补充,大部分同学分发到陆军各野战部队,马上投入战场,为抗日作战而牺牲奋斗,有的成功,有的成仁,都表现了革命军人的本色及华侨爱国的情操。另有两百位左右的同学被选到贵州息烽所设的训练班,接受特种训练,期满后大都潜入南洋各自侨居地,去作敌后工作。从《黄埔军校第十八期转学同学录》,我找到埋葬在德州布里斯堡国家军人陵园里的一位空军学员许铭鼎。
队别      姓名         籍贯
炮二队,许铭鼎,  福建海澄(荷属东印度爪哇泗水,印尼华侨)

许铭鼎归国后参加黄埔军校,然后转入中央空校16期第七批(与我二叔李嘉禾是同一批)被派往美国学习飞行,不幸于1945年3月16日在一次飞行训练中丧生,飞机失事地点距离奥克拉荷马市6英里处。
从美国航空历史调查与研究(USAAIR)网站上查阅到的有关许铭鼎架机失事原因如下:他所驾驶的飞机型号是F-5E,这其实是P-38的改进版,我在“关于P-38的疑问”中特别提到了这种飞机特别难驾驭,在中国空军学员中出过许多次事故,尤其发生在空校16期第七批学员中。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其中的一位殉难者!
一个24岁年轻的生命在辽阔的奥克拉荷马天空中突然离去,留下多少未尽的事业和美好生活?生活中他有没有遇到过甜美的爱情?远在印尼的父老乡亲们当年得知他的死讯会是如何的悲痛?他们是否了解自己的亲人埋葬在德州布里斯堡军人陵园?
一连串的问号在我心中反复浮现,寄托着对逝者无尽的哀思。我只想对他说:许铭鼎,我们没有忘记您和您的战友!正是你们为国家所付出的牺牲,才换来今天的和平与安定的生活环境。下次有机会重访军人陵园,我一定会在您的墓前再次恭恭敬敬地放置一束花,愿逝者在天堂中得以安息……

有关抗战时期印尼归国参战华侨事迹,不能不提著名空军英雄彭嘉衡。他的原名是彭淮清,祖籍广东兴宁,1921年7月生于印度尼西亚昔加罗,14岁回国念书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彭嘉衡投笔从戎,先是进入广东韶关第4集团军通信兵团当少尉见习官,1937年秋投考黄埔军校17期(黄埔军校华侨总队)。1941年12月成为昆明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15期学员,完成了60个小时的初级飞行训练之后。
彭嘉衡等10余人从1000多名军校学生中脱颖而出,成为第六批选送美国学习飞行的中国空军学员,到亚利桑那州飞行基地深造,经过初、中、高级班的全面培训和作战训练后,彭嘉衡以飞行240多个小时的优异成绩毕业。
1944年7月归国参加中美空军联和大队,被分到美国第14航空队(又称“飞虎队”),成为中美航空联队中的一员。1945年1月参加盟军对武汉的轰炸行动,1945年5月参加著名的芷江会战空中支援,重创日本空军。

在抗战时期,他和14航空队的中美战友们架机在华南、华东及沿海一带打击日军据点和军事目标,对日军在武汉、上海等地的军队、铁路、机场、弹药库以及长江里的日本军舰实施毁灭性打击。先后执行侦察、扫射、空中格斗等任务64次,被美国空军总部授予美国最高航空奖“优异飞行十字勋章”和航空奖章。
按照规定,只有圆满完成50次空中飞行任务,才能获此殊荣,这是作为一名飞行员的最高荣誉。而他也是中国大陆飞行员中唯一获得该殊荣的中国“飞虎队”成员。同时,中国空军也授予彭嘉衡两枚飞行奖章。

可是,彭嘉衡从来没有把功劳归于自己,他总是表示:亲身经历使我认识到,“飞虎队”的威名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他告诉记者:当时的中美混合联队由中美两国飞行员共同组成,其中大队长、队长、飞行员都是两国人员各半,每次执行任务也是两国人员各半。当时我们驾驶的美国飞机性能优越。比如,我驾驶的P—51野马式战斗机,是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,钢铁装甲,火力强大,油箱被击中后可以自动封闭。日本飞机虽然在性能上不如我们的飞机,但飞行员技术娴熟,作战勇敢,因此空战十分激烈。
记得我刚到17中队报到,就听说我在中央航校的教官、分队长林耀在战斗中牺牲了。没几天,越南归国华侨、分队长卢易彪又牺牲了。接着,我的同学陈置也牺牲了,朱杰在战斗中受重伤,俞杨和因飞机被敌人炮火击中下落不明……
美国飞行员牺牲的也很多。有一天,我正在值班室等待任务,突然天空中摇摇晃晃地飞来一架B-25轰炸机。这架受伤的飞机栽到离值班室只有五六十米远的地方,当即起火燃烧。一名美国飞行员被夹在机舱里出不来,救护人员束手无策。美国大队长见他被烧得惨叫不止,拔出手枪向他开了两枪,然后低着头慢慢走开了。我看见大队长一边走一边哭,满脸都是泪水。

这一桩桩一件件事例,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,也使我认识到“飞虎队”的威名,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。想到自己说不定哪次上天后,就再也回不来了,我就和同住一屋的同学马宗骏,相互交待起后事。交待完,我马上有一种轻松的感觉。

1945年8月,抗日战争胜利后,彭嘉衡拒绝参加内战,不愿意看到自家兄弟残杀,多次向空军总部申请退役回家。1947年春,彭嘉衡终于得以回到印尼与家人团聚,享受家庭的亲情,过起了平静的生活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身处印尼的彭嘉衡听说在香港发生的“两航起义”,得知中国民航急需人才,他毅然再次回到祖国,于1950年9月进入民航局担任飞行副驾驶,1954年被正式任命为机长,并负责培训飞行员。

在那之后的10多年里,彭嘉衡主要从事专业航空,先后执行过包机、护航、探矿、护林、灭虫等急、难、险、重任务,共飞行7000多个小时。没有想到,文化大革命开始了,爱国抗战英雄彭嘉衡却因“家庭背景问题”被迫停飞,受到无情的打击迫害,直到1980年才为他平反昭雪。
即使在政治上“平反”了,彭嘉衡退休时仍然处于无职称、无级别、无职务,即所谓的“三无”状态。老两口在北京住的是1958年回国时住进的一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危楼,老屋年久失修,多处裂痕,夏天像蒸笼,冬天如冰库!
“比起那些当年牺牲的战友,我现在是在天堂里。”生性乐观的彭嘉衡对此总是一笑了之。

2010年8月22日14时,在京的最后一位飞虎队老英雄彭嘉衡走了,享年89周岁。临终前嘴里不断令人心碎地念叨着“回家,回家……”
“回家?” 我茫然了,彭老啊,您的家在哪里?
止不住的泪无情地洗刷着我的面侠,为我们的空军英雄而流淌 ……
彭老去世后的第二年,也就是2011年09月07日,中国新闻网刊登了一篇“印尼华侨抗日英雄彭嘉衡逝世一年,骨灰安返故乡”文章:

彭嘉衡驾驶的是P—40或P—51野马战斗机,与日军零式战斗机进行空中格斗。P—51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,可执行护航、侦查、空中格斗、轰炸等任务。让彭嘉衡最为痛快的一次空战发生在1945年3月的一天,他和战友驾驶10多架P—51战斗机奉命前往南京执行任务。他们从芷江机场起飞,眼看越过长江飞到南京后,对准明故宫机场、大校场机场进行攻击。短短20分钟,摧毁敌机15架,而后安全返航,无一损失。
由于出色的战绩,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天,也就是1945年8月14日,彭嘉衡被授予“优秀飞行十字勋章”。这是美国最高航空奖,是对一个飞行员的最高荣誉,是对飞行员的高度评价和肯定。接受了战争的洗礼,彭嘉衡老先生对和平有着不一样的看法。
彭嘉衡之子彭灼西说,“晚年父亲对我说过,打仗是军人的天职,但是他不愿再回忆那段惨痛的历史。因此父亲拒绝了很多媒体的采访。”

在彭嘉衡生命的最后几年,彭灼西明显感觉到父亲的变化。“以往回忆起那场战争,父亲会说,面对残暴的日本兵,当年感觉就是飞机低空俯射时,感到机枪中的1850发子弹远远不够用,仇恨的子弹雨点一样扫射,日本兵像割韭菜一样被扫倒。后来,父亲再说起这些时,会说,他们也是老百姓,他们和我们一样那么年轻,如果不是这场战争,他们也会在家陪伴家人,有幸福的家庭。战争太残酷了,战争中受害的都是老百姓。”
彭灼西回忆说,“父亲希望世界和平,他说,经历过二战的老兵都会告诉人们,不要战争,珍惜和平。”

是的,我会记住从战争中走过来彭老的嘱咐,我们不要任何形式上的战争,珍惜世界和平,维护人性自由,更不会忘记那些经历过二战的老兵们所作出的贡献。